蓝天、白云、沙石、大漠、莽塬、寨堡、獐子、壮汉、肥臀……这一组组意象构成的大西北的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成为邵振国小说创作中的鲜明地域纹印标帜。
邵振国是属于那种始终坚持着自身风格的作家，他不能也不可能像时下一批大起大落、大红大紫的青年作家那样跟着商品大潮的感觉走。正因为文坛还有这么一批坚守自身艺术风格和思想的作家在，中国的纯文学阵地才有了那么一份固定绿色，才有了属于文学和艺术的那份永恒的生命力。
无疑，邵振国小说扑面而来的那股地域文化的气息，那裹挟着西北民俗风情的氤氲，足以使他的小说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地域小说中的一枝奇葩。其实，比《麦客》更好更耐读的小说，在邵振国的创作中比比皆是。像《河曲、日落复日出》这样作品，我是把它当作三首人性诗、风俗画来阅读观赏的。近乎散文诗的笔法，使我想起了废名、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但细想，它似乎又多了一层异域的风俗色彩。河曲下游漂泊而来的“首饰匠人”与女老板、痴汉之间的纠葛铺衍在如梦的浪漫哲理故事之中，随着“一方雪的世界的塌落”，我们毕竟终于看到了人性的升腾。所有这些故事的叙述和语言的生动描绘都在广袤的西北风俗画中展开，无疑是给小说平添了更加迷人的彩色。在粗犷中加进的悲壮，在细腻中织入了哀婉，刚柔相济，动中有静，诗情画情，构成了邵振国小说创作诗意的风景线。
作为新近的力作，中篇小说《雀吞》犹如一篇缠绵悱恻的哀婉的长诗，其隽永绵长的人生哀歌如泣如诉。从中我们看到了人性的裂变，看到了文化交替给人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的困惑，看到了爱情和道德的沉沦，看到了性欲膨胀给人带来的人格两重性。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邵振国的地域风俗画小说中揉进了相当深刻的文化含量。洗世的一生终于没有重复老一辈的路辙，这并非是一开始就命定的，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动使他最终脱离了原先的文化运行轨道。淳朴的民风古俗的崩塌，人生中善和美的沦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岂是一个是与非、对与错就可以了结的事情。作家将这样的文化尴尬推到了那遥远的西北边地，足见社会转型期的文化惯性力之巨大。表现这类问题的小说尤数《远乡夫妇》最为动人，最见功力。利与义的文化道德的冲突，被邵振国置放在人性的聚焦点上进行放大，就更凸现了处在现在进行时的文化裂变给人们心灵带来的极大困惑的人生命题。流畅的文笔，曲折的故事给小说增添了无限的可读性，好看。
“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不毛之地，历来是逃犯出没的栖居地，《拐枣》便是在重彩泼墨的风俗画和风情画中展现了人性的格斗，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历代囚徒、逃犯，成为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的种子，历史赋予这块土地上人的坚韧性，不管历史的变迁如何剧烈，始终改变不了的是人性和人道的内涵。在这部中篇小说中，我似乎读出了邵振国在回归精神家园中的执著与坚韧：一方面是“历史的必然”，另一方面是人性执着的美质。这就注定了作者选择在悲剧中表现出乐观主义的态度。
一般说来，短篇小说创作是最能体现作家水平的试金石。我以为邵振国的短篇小说最能体现他的风格，其中最有美感生命力的篇什，仍是那些用重彩浓墨抒写风俗画、风情画、风景画的作品，这些作品超越了时空的囿限，富有属于自身空间的艺术张力。如《白龙江栈道》、《毛卜喇之夜》等作品，使人想起了契珂夫、梅里美、莫泊桑、鲁迅、沈从文、孙犁等这样的短篇圣手的某些手法。
眼下似乎是一个消灭风格的时代。布封那句“风格即人”的名言如今已不再被现代小说家，尤其是“后现代”的晚生作家们所看重。许多貌似新潮的小说作法，往往是摹仿西方的赝品，从手法技巧的摹仿借鉴发展到思想主题、情节、乃至细节的摹仿，这恐怕就谈不上是借鉴了。正是由于一些年轻作家悬浮在都市中，生活在单调的生活空间里，缺乏深厚的人生经历与人生经验，缺乏生活中贴近自然的一面，所以只能躲在高楼的一隅中独白“私人话语”。与之相比，邵振国的小说创作虽然没有那种即时性的轰动效应，但是，他的小说具有较为稳定的风格。风格可能因时代而埋没了他，但风格亦会因历史而成就了他。相信未来的文学史上也还会给有风格的作家作品留下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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